近日，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稱，日本計劃向菲律賓出口6艘阿武隈級護衛艦，這是日本首次突破主戰艦艇出口限制。近年來，日本在域外大國的慫恿下，不斷強化與菲律賓的防務合作，從最初的巡邏船、海警船、雷達等非殺傷性裝備援助，逐步升級到情報共享、聯合演訓、軍艦出口等高度敏感領域，暴露出兩國企圖構建“准安全同盟”、挑動陣營對抗的真實意圖。

近年來，在所謂“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”指引下，日本正以防務合作為名，逐步突破“和平憲法”限制和“專守防衛”原則。從非殺傷性裝備援助到實戰型軍艦輸出，從依附美日同盟到強化多邊防務合作機制，再到與其他國家聯合演訓活動實戰化與協同性不斷提升，種種跡象表明日本正在重新定位其在區域安全格局中的角色，這種動向值得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高度警惕。

武器裝備輸出呈現從邊緣支援到實戰綁定的漸進態勢。2014年，日本出台“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”，開始逐步解禁武器出口。2017年，日本修訂《自衛隊法》，允許將自衛隊的二手裝備免費或低價轉讓給其他國家。隨后，日本陸續向菲律賓、越南等國出口巡邏艇、海岸監視雷達，並以無償援助或優惠貸款方式提供教練機、小型快艇等非殺傷性裝備。2023年4月，日本設立“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”機制，加快向菲律賓、馬來西亞等國輸出雷達及衛星通信系統等防衛裝備。2023年12月，日本修改“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”及其實施方針，允許出口導彈等具有殺傷能力的武器。2024年3月，日本再次修改這一實施方針，允許向第三國出口戰斗機等裝備。

日本在武器出口領域的步子越邁越大，目前正在向印度尼西亞、泰國和澳大利亞等國推銷其最上級護衛艦、P-3C反潛巡邏機、預警雷達等武器裝備。日本武器裝備出口採取“先非軍后軍、先周邊后核心”的漸進方式，不斷模糊“民用—軍用”界限，企圖削弱國際社會反對聲浪，在事實上突破了“和平憲法”所設定的紅線。

防務合作機制正從雙邊拓展至多邊。二戰結束以來，日本的防務合作高度依賴美日安保框架，憲法第九條有關“放棄戰爭、放棄行使武力、不保有陸海空及其他戰力”的條款成為其無法直接參與集體安全機制的制度安排。2015年通過“安保法案”解禁集體自衛權后，日本逐步確立了對外防務合作的法理“正當性”，在制度層面實現了對“和平憲法”和集體自衛權限制的新突破。

在雙邊層面，2022年以來，日本先后與澳大利亞、英國以及菲律賓簽署《互惠准入協定》，結成“准同盟”關系，為雙方部隊部署、聯合訓練與后勤互補提供了制度保障。此外，日本還與美英澳等國家簽署《防衛裝備品和技術轉移協定》，與德國等國簽署《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》，與美英法德等國建立了外長防長“2+2”會談機制。在多邊層面，日本配合美國打造美日印澳“四邊機制”、美日韓軍事同盟以及美日澳、美日菲等小多邊機制，將自身戰略布局嵌入印太安全議程之中。日本還積極充當“北約亞太化”的橋頭堡。2023年，日本與北約簽署“個別針對性伙伴關系計劃”，該合作文件涉及網絡防衛應對、太空安全保障等16個領域的合作，並明確自衛隊將深度參與北約演習和聯合行動，標志著日本與北約的安全合作大幅升級。從雙邊轉向多邊軍事關系，表明日本已在制度層面構建起“和平憲法”之外的第二條制度軌道，架空了“專守防衛”原則。

聯合演訓活動實戰化與協同性不斷提升。戰后長期以來，日本在“專守防衛”原則束縛下，聯合演訓活動主要限於與美國共同進行的本土防御與災害救援。2015年“安保法案”通過后，自衛隊在“積極和平主義”旗幟下開始大幅拓展演訓對象，逐步與澳大利亞、東南亞國家、北約等開展雙邊或多邊演習。演習內容也從人道援助、災害救援等非戰斗性課目逐步延展至兩棲登陸、奪島作戰、空海對抗等實戰性課目。在“護身軍刀2023”演習中，日本自衛隊首次在澳大利亞試射12式反艦導彈，展示進攻力量，提升協同作戰水平﹔2025年，日本首次正式參與美菲“肩並肩”聯合軍演，派出護衛艦與美菲部隊共同開展演訓，內容涵蓋兩棲作戰、情報協同與后勤保障等多個領域，借此提升與相關國家軍隊的戰術協同能力。

日本漸進式突破“專守防衛”原則，背后離不開美國的默許縱容。美國將日本視為推行所謂“印太戰略”的“馬前卒”，不斷支持日本進行軍事鬆綁。新版安保“三文件”升級日美軍事同盟關系，從原先“日守美攻”切換為“齊攻齊守”模式。日本則借美國在亞太拓展霸權之機，加速擴張軍備，抓緊向“正常國家”和“軍事大國”邁進。

日本軍國主義曾給亞洲鄰國帶來深重災難，日本非但不認真反省，反而表現出擴張武備的危險態勢，不僅大幅增加防衛預算，不斷放寬武器出口限制，還拼湊軍事“小圈子”搞陣營對抗，甚至不時冒出修改“無核三原則”的雜音。這些行徑嚴重違背日本“和平憲法”和“專守防衛”原則，嚴重破壞戰后國際秩序，給亞太地區和平安寧帶來重大挑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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